刘松年 博古图
宋元时,古铜礼器在成为收藏重器的同时,也已开始进入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,且被赋予了全新的功用,主要见有两类:即以鼎、簋等炊食器作香炉,以壶、尊、觚等酒器为花瓶。南宋赵希鹄在其《洞天清录》中陈述古铜为香、花之用,指出“古以萧艾达神明,而不焚香,故无香炉。
“古铜器入土年久,受土气深,以之养花,花色鲜明如枝头,开速而谢迟,或谢则就瓶结实”
《听琴图》中即描绘在石几上置一铜鼎,上出一枝,别有雅致。
对于宋人而言,上古青铜礼器已成为生活中实用的香花之具,这种风尚在此后各朝均沿用不绝,成为实用铜器的大宗。
香席花礼中所用的铜器不再局限于上古铜器,而大量的是“新铸象古”之器。宋代古物市场中论称“古铜坚古者颜色绿,多犯茶色,多是雷纹,花样皆别,今时稀有。鼎、花瓶、雀盏之属,丁角、句容及台州亦有新铸者,深绿色,多是细少回文花儿,不甚直钱”。这里所谓的“不甚直钱”应是相对三代古铜而言,对于当时的其他工艺品而言,铜器无疑还是颇具价值的器物。
焚香一炉,或晴窗抚琴、或秘阁夜读,正是中国文人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感官享受,而铜炉为用实在是宋以后铜器中最为广泛的一种。其品类样式繁多,且因“宣德炉”之盛名更是成为晚期铜器中的最大宗。
宋元时,铸铜为炉为一时风尚,常见各种鬲式炉,从文献材料看,当时还有发展自古代爵杯的“爵炉”,传世爵杯不少,但无从确认当时究竟为宗庙祭器,还是用来焚香的。
銅 鬲 式 三 足 爐(yancaoye.comyancaoye.com)
另“狻猊炉”则被认为是从所谓“踽足豆”发展而来,从传世品来看,很有可能依据《考古图》中所著录的“兽炉”而来,其兽首可以开合,兽口开孔,用于熏香,甚为便利。
銅 甪 端 形 熏 爐
象形的香具还有意趣盎然的香鸭,所谓“歌阑旋烧绛蜡。况漏转铜壶,烟断香鸭”。无论在书斋还是闺房,均有其无限生机的倩影。
銅 彩 繪 鴛 鴦 蓋 爐
香鸭或鸭炉之源头或可追溯到两汉的雁形炉,但究竟为何以鸭为造型,却尚待明确的文献佐证,或许是由于其最接近生活的韵致,使得宋人将秦汉粗犷的雁形炉演化成更平宜动人的香鸭。
这种鸭炉也成为同时期陶瓷模仿的母本,景德镇青白瓷中常有此类香鸭传世。且此造型沿用不衰,明清时代也多见有此类香鸭。
銅 寶 鵝 熏 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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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宋人焚香的意味,扬之水曾有确当的评价,指称其为“一种真实的生存方式......非如后世多是把它作为风雅的点缀,而是本来保持着的一种生活情趣”。
元代的焚香铜炉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宋代的传统,也有形制之发展。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各种炉具,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元代各式炉样,其中包括索耳鬲式炉、博山炉、狮纽盖鼎式炉、奁式炉、球形炉等。
銅趕珠雲龍紋瑞獅耳四足方熏爐
銅 瑞 獸 圖 彝 爐
新安船所载器物大多原为运往日本,由此可见这类带有仿古意味、却也不失时代气息的铜炉不仅在国内南北均有使用,而且在东亚其他国家也相当流行。(yancaoye.comyancaoye.com)
明人香具中最为后世称道者莫过于“宣德炉”,有关其真伪认定,莫衷一是,甚至至今在传世和考古出土品种均未见有被公认的真品。从明代中晚期以降,以素雅器形见长的黄铜炉,成为香炉的主流,也是文人雅士日常必备的香具,所谓“宣铜、潘铜彝炉、德年所铸或许已居次位,重要在于其内在的铜质是否优良,形制是否精雅,养护是否得当。
銅 瑞 獅 耳 長 方 熏 爐
同时,明清各代也衍生出不少私家堂名款的佳铸,数目可观。从而使“宣炉”成为明清社会生活中一个常驻的文化符号。
明清香具最常见的组合便是炉瓶三事,即炉、瓶、盒三种用具,并配以香匙、香箸,以平灰、取香,于瓶中收纳。
就此高濂曾评匙箸则“惟南都白铜制者适用”,“瓶用吴中近制短颈细孔者,插箸下重不仆”。
銅 纏 枝 蓮 紋 雙 耳 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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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香盒虽也见有铜铸,但因为黄铜有腥味,不太适合放香,容易窜味,而更多的是用漆器和瓷器来制作。
堆朱“布袋和尚”香盒
这三件器物的并置使用,似乎在宋元时代的图像资料中尚未发现。明代的绘画中始见有出现三器并置,但更多情况下是不同材质的组合,如铜瓷制炉、瓶,雕漆香盒。
及至清代才有同种材质成套的炉瓶三事出现,如清宫造办处的各种瓷、玉和珐琅器者,则已渐入陈设之品,而不复文人日用之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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